广州专业律师——论无效合同的时效适用

广州专业律师——论无效合同的时效适用

（一）各国关于无效合同的认定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

　　对于涉及无效合同的纠纷，关于无效合同的认定，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，各国的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并不多见。但即便是不多见的规定中，关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，亦有着截然相反的规定。一是主张适用诉讼时效——《埃塞俄比亚民法典》第1845条就明确了：“除非法律另有规定，履行合同之诉，不履行合同之诉和宣告合同无效之诉，如果在十年内未提起，则禁止再提起。” 《法国民法典》第2262条亦规定：“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，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……，”二是主张不适用诉讼时效——《意大利民法典》第1422条规定：“宣布无效的诉权不受时效届满的制约”。

　　至于我国的立法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问题的处理上，因学术和司法界都没有明确统一意见，导致了立法部门对此采取了明确的回避态度。因立法的不明确，又反而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。

　　（二）司法实践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现状

　　（1）法院认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，且诉讼时效的期间为两年

　　案例一，王某明诉邓某祥等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纠纷案（审理法院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，案号：(2011)津法民初字第3552号 ），审理法院认为：“被告刘某钱、韩某秀提出本案提起诉讼过时效的问题，因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，而本案从签订合同至起诉之日尚未过2年，因此不存在时效问题。而因合同被确认无效后，被告邓某祥应当返还购房款以及对被告刘某钱、韩某秀造成的损失，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。”

　　（2）法院认定确认无效合同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

　　案例二，河南北方永盛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诉李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（审理法院为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案号：(2011)洛知民初字第49号），审理法院认为：“魏某以已经消亡的企业的名义和被告签订的《商标转让合同》依法应属无效合同；原告请求确认涉案的《商标转让合同》无效的诉讼，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的规定。被告认为原告超过诉讼时效及超过1年除斥期间的主张均没有法律根据，本院不予采纳。”

　　由上可知，在不同的民商事审判中，因无统一法律规定，导致法官对于认定合同无效性质的认识之差异，更重要的是两法官对于诉讼时效与法律公平价值取向的不同，因而导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法律判决，案例一中判决确认无合同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，在于法官认为合同是否有效，当属于权利人自己的民事权利，国家不应予插手处理，所以，当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时，会在一定的时间内丧失胜诉权。更重要的是，法官认为，在处理正义与效率的关系上，确认无效合同应适用诉讼时效，于调处法律的公平与效率更有意义。而案例二中的审判法官认为，确认合同无效，系国家公权力应有之义务，对于无效的合同，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现，均应予以撤销，并没有例外的情况，从对比正义和效率而言，正义永远处于第一位。

　　（三）学术界对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争论

　　在学术界，对于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，亦存在不同的争议。主要有三种，分别如下：

　　1、主张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

　　主张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有如下三点：第一、无效合同是法律对于合同所作的否定、消极的评价，这种评价的存在，系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，在法律规定没有进行修改之前，这种评价恒在。如果适用诉讼时效，则直接违反了法律的所作评价的意义。对于这种观点，笔者将之命名为无效合同的认定不适用诉讼时效之“评价说”。第二、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，权利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，这才符合无效合同的本质。假如无效合同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因为时效的原因，导致了因订立的非法合同而产生的利益合法有效，这显然违反了公序良俗、违背了立法宗旨，更违反了无效合同的本质属性，笔者将这种观点命名为无效合同的认定应适用诉讼时效之“本质说”。第三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，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确认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无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认定合同无效既是法院的权力，无需要当事人的积极主张，但认定合同无效更是其义务，既是义务，也就更谈不上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了，笔者将这种观点命名为“职权说”。

　　2、主张应当适用诉讼时效

　　主张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：第一、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135条的规定：“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”，而本文在前已论述，我国现行的法律中，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并无明确的规定，在其他法律并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之下，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为两年，完全符合法律之规定，笔者将此理由命名为“合法说”。第二、如果对于主张合同无效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，那么这种处理方式亦违背了民事法律的规定。我们可以假设，基于前无效合同的约定，合同双方进行了商品的交易，而第三人出于善意，与上一手进行了交易，并取得了该商品，如果这种情况下仍机械地认定可以不计时效，随时确认合同无效，这不但使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，更显而易见的是侵犯了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，笔者将这种理由命名为“避免侵权说”。

　　3、折衷适用诉讼时效

　　此外，还有人主张折衷说，这种观点主张确认合同是否有效，应从该合同是相对无效还是从绝对无效的角度进行区别对待。我国在原来的合同法理论中，并没对所谓的绝对无效合同和相对无效合同进行划分，所谓的绝对无效合同，即系指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，认定其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，也不应当受任何时间的限制。 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，应予永久保护之意，因此，如果是绝对无效的合同，确认其无效之诉，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。所谓相对无效合同，一般认为，凡属于《合同法》第十二条第二款中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，都系相对无效合同，因为这种合同损害的仅是第三方的利益，而非国家或集体的公共利益，因此这种合同并非一定无效，如果第三方同意他人通过合同方式损害自己的利益，那么这种合同既无撤销的必要，又因为合同的相对性及闭合性之特征，在合同的相对方及受损的第三人都不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况之下，合同违法之事实就难以被认知，更遑论提起及确认合同无效了。对于这种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私权利，是否主张是权利人的自由，法律不应过多的干涉，既然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，则是其对于自身民事权利的漠视，这种情况下，显然应严格适用诉讼时效。

（三）对于认为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理由之评议

　　笔者认为，认定合同无效，应严格适用诉讼时效，针对于认为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确有其合理的一面，但却存在误区。首先，关于“评价说”的论述，笔者认为，这种理解误解了诉讼时效的概念，混淆了本质与表象的区别。合同无效，并不仅仅系一种评价，更系一种事实，适用诉讼时效指的仅仅是司法部门不再依法作出这种消极的评价，但也不否认这种合同无效的事实的真实存在，这系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其次，关于“本质说”的论述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错误的理解了设立诉讼时效之本质意义，设立诉讼时效，其本质毫无袒护非法行为，打击合法利益之意，相反的是，其目的恰恰是通过诉讼时效的设定，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其权利，以免因时间过长导致权利所对应的标的灭失，或因为时间过长，导致相应的可主张权利的证据灭失，因此，设定时效，无论从目的还是结果上来看，都对于权利的保护有极大之意义。由此可见，“本质说”的理由依据不足。再次，关于“职权说”，笔者认为，该学说是对于司法程序的误读所致。诚然，法院可以依职权直接认定合同无效，但法院认定无效的前提是要有相应诉讼程序的启动，在权利人没有主张与无效合同有关的权利之前，法院是不应该主动对合同是否合法、有效进行评判的，而法院在对于权利人所主张权利进行评判之前，权利人诉权的胜诉权是否在诉讼时效内，则是法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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